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之《四渡赤水》
丘陵起伏,峡谷幽深。红军战士或匍匐在地,朝敌人开火;或持武器冲锋,并高擎红旗。前方硝烟腾起,战况胶着。
这是201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中国邮政发行的纪念邮票。图案展现了四渡赤水过程中中央红军与敌人激战的场景。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被称为“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据新华社报道,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展开剩余88%“四渡赤水是决定党和红军的命运之战,形势之危急、问题之复杂、压力之巨大、任务之艰险,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空前绝后。据说美国西点军校曾反复推演,每次推演结果都是这一战红军必败。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最终取得了胜利。”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教师舒榕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真实写照。
一渡赤水:打不赢,那就撤!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3万多人。
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月19日开始向北转移,先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再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一军团作为开路先锋,很快拿下了土城,但随后与川军发生激战,没能实现进占赤水县城的计划,前进失利。
与此同时,尾追之敌却紧紧迫来。
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掉追兵。
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然而,经过连续数小时的战斗,红军没能取得较大战果。后来发现,此前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
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危急时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决定亲赴前线。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朱德上了前线,军委纵队干部团也上前增援,原本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同样赶回参战,这才稳住了阵地。可敌人兵力还在不断增加。
“毛泽东后来总结过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以为是4个团,实际是6个团;二是轻敌,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先让红一军团北上。这场战斗打成了拉锯战,红军消耗不起。怎么办?那就撤!毛泽东果断决定西渡赤水河。”舒榕说。
赤水河是长江支流,因河流含沙量高、进入汛期后水色浑赤而得名。其河道曲折,土城一段河面宽约200米。想渡河,就要先架桥。周恩来带领参谋人员选定架桥地点,并3次亲赴现场督促指导,经过一夜努力在土城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其间,朱德仍留前线指挥,陈云负责将大部分笨重物资和山炮等沉河。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开始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上下渡口等处渡过赤水河。这便是一渡赤水。
“一夜之间架起浮桥,3万多人极速渡河,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不是毛泽东果断拍板,如果红军没有这样的纪律、秩序、执行力,那么一旦敌人援军赶到,红军陷入包围圈,后果不敢想象。”舒榕认为,一渡赤水最重要的意义是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二渡赤水: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川南地区。蒋介石急令川军倾全力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防止红军从这里渡江北上。
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要立刻摆脱川军,向云南的镇雄(后改到扎西,即今威信)集中。“此时,很多部队编制都已经打没了。中央红军到扎西后,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除红一军团外,其他各军团取消了师一级机构。”舒榕说。
既然无法北渡,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舒榕认为,这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界,黔北兵力空虚;二是红军迫切需要打一场胜仗,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以补充自己;三是红军精疲力尽,“有的人爬都爬不动了”,急需到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休养生息。
于是,当川滇边界的敌军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对此,很多红军战士产生疑虑:为什么一路打过来,又要走回头路?
“不少战士觉得目标不明,前路渺茫,再加上各种艰难困苦,带来信心不足,中央红军部队开始人心涣散,陷入内外交困的危局。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非常紧迫,于是在四川泸州古蔺县的白沙(今白沙场镇),召开了白沙会议。”舒榕说。
会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其中详细解释了为何放弃北渡长江、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同时强调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为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这下,每一名战士都清楚了回师东进的原因,统一了思想,振奋了精神,提高了斗志。”在舒榕看来,通过白沙会议,红军找回了打开胜利之门的两把钥匙,“一把钥匙是运动战,一把钥匙是思想政治工作”。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
返回贵州后,中央红军在5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三渡赤水:打鼓新场与鲁班场
蒋介石恼羞成怒,3月2日飞抵重庆,次日颁布手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
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加强作战指挥的临机处置权,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3月10日,中央负责人在狗坝(今苟坝)开会,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多数人主张打,打鼓新场是敌人的军事物资集散地,只有一个师的黔军驻守。但是毛泽东坚决主张不能打,因为从红军驻地到打鼓新场有80里地,要走一天,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失去奇袭的机会,而且打鼓新场城墙坚固,红军此前为了渡河,已将大部分的重武器都扔掉了,无法快速打败固守之敌。”舒榕说。
可其他人因遵义大捷而振奋非常,坚持要打。毛泽东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会议现场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被撤销,该职务由彭德怀暂代。
周恩来后来回忆:“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3月11日的会议,最终决定不进攻打鼓新场。
这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不能由这么多人来集体讨论作战事宜,容易贻误战机。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作战。
3月15日,中央红军向鲁班场发动进攻,然而未能攻下。舒榕说:“毛泽东一生的4场败仗,两场是在四渡赤水时打的,一场是土城战斗,另一场就是鲁班场战斗。”为避免被动,中央红军于黄昏放弃进攻鲁班场,转兵西进。3月16日到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川南地区前进。
四渡赤水:兵临贵阳逼昆明
中央红军再次出现在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渡江北上,急忙调动重兵围堵。他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但他忽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一渡赤水、二渡赤水时,红军都是晚上悄悄进行的,只有三渡赤水是在白天,且大张旗鼓,唯恐不被发现。
三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造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但实际上,主力渡河后便在二三十里范围之内的山沟丛林里隐蔽休整,部队无线电也保持静默。
舒榕做过一个课题,研究中央红军自1月19日从遵义出发到5月9日渡过金沙江期间的所有电报。“我们发现,3月18日、19日这两天,一封电报都找不到。其他日期,每天电报多得很,上级给下级的,下级给上级的,军团与军团之间的。种种迹象说明,三渡赤水是故意为之,毛泽东在策划三渡赤水时就已经把四渡赤水想好了。”
国民党各路军队被假象调动起来后,贵州兵力空虚,隐蔽的红军主力立刻掉头,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这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3月24日,他由重庆赶到贵阳,就近督战。毛泽东随即以中央红军一部兵力佯攻息烽,前锋逼近贵阳。蒋介石被吓坏了,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和向导,方便随时逃跑。
部署佯攻时,毛泽东就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于是,当敌人兵力往贵阳集中时,红军主力迅速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接下来,在云南,中央红军故技重施——先锋团逼近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主力趁机迅速北上,渡过金沙江。
《遵义会议二十五周年》纪念邮票之《强渡金沙江》
“在金沙江,红军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金沙江湍急,当地人‘夜不渡金沙江’,红军从5月3日至9日,昼夜不停歇地渡江;二是不仅战士全部渡江,连马匹都安全带过去了。”舒榕说。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舒榕认为,四渡赤水不仅仅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的传奇战役,“它是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决策核心后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我们党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检验之役、发展之役、完善之役,也是我们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锻造之役。历史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
来源:《环球人物》
编辑:赵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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